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力度,環保産業規模持續快速增加,但我國跟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環保行業未來發展空間廣闊。由于環保行業細分領域較廣,本文以固體廢物治理、大氣治理和污水處理三個主要子領域為切入點,對EPC、BOT、PPP三種環保企業承接項目的主流模式分别從其運作模式和會計處理方式兩方面進行梳理和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環保企業在運作過程中呈現了以下風險:

  1、從環保企業采用的不同經營模式看:EPC模式及PPP模式的回款效率較高,BOT模式下的回款效率相對較低;

  2、從項目回款方來看,由于地方政府之間的差異,其協議項下回款保障程度不同,相比下PPP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回款更有保障;

  3、财務粉飾風險,環保企業可能存在通過對PPP項目的不并表處理,降低債務負擔、優化現金流表現,需關注;

  4、流動性風險,作為高度依賴資金的環保行業,在今年偏緊的融資環境和監管環境下,再融資難度急劇上升,現金流成為制約環保企業持續經營的關鍵因素,對外部融資環境較敏感的環保企業受到的影響較大,資金鍊斷裂的風險較高。

  但部分環保龍頭公司運營能力強、融資渠道多元、資金成本低等優勢愈發明顯,而且随着PPP項目清庫完成後,項目運作逐漸走向規範化,PPP項目由量變逐漸走向質變,相關公司在獲取優質PPP項目亦有明顯優勢,以及随着近來國家和地方政府纾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積極安排資金化解風險。因此,中債資信依舊維持龍頭環保企業短期和長期來看信用風險可控。

  一、環保行業簡要概述

  廣義上,環保行業指是以防止環境污染、改善生态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所進行的技術開發、産品生産、商業流通、資源利用、信息服務、工程承包、自然保護開發等活動的總稱。按污染物種類不同,通常将環保行業劃分為大氣治理、水污染處理、固體廢物處理及其他領域。其中,固體廢物治理、大氣治理和污水處理等三個子領域在整個環保行業中占主導,由于環保行業細分領域較多,本文主要從以上三個子領域對其運行模式和風險進行探讨(如無特殊說明,後文中的環保即代指該三個子領域)。

  十九大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進綠色發展、着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态系統保護力度,是當前的重要任務。2015年,我國開始正式實施新環保法和排放标準;2016年,我國開啟環境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制度上收監測事權等,并且開始推行排污許可證制度;2018年,我國正式實施環境保護稅法;此外,2013年起,我國還相繼制定了“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三大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在環境治理迫切性和環保政策的雙重推動下,環保市場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不斷增加,環保産業規模持續快速增加,其中“十二五”期間我國環境污染治理總投資約5萬億元,據環保部規劃院測算,“十三五”全社會環保投資将達到17萬億元,是“十二五”的3倍以上;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環保行業的發展仍具備很大的空間,其中,2016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為9,219.80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24%,根據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驗,環保投入占到GDP的3%以上,環境質量才會得到較好改善。分别從三個子領域發展現狀來看:

  固廢處理方面,一般來說,固廢處理包括工業廢物、生活垃圾和農業廢物,本文以生活垃圾為側重。随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生活垃圾量逐年增加,生活垃圾的處理主要是衛生填埋和焚燒兩種,曆史上來看,填埋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長期看焚燒處理優勢明顯[具有節約土地資源,資源回收利用高,焚燒發電産生經濟效益可觀等優勢],逐漸成為垃圾處理的主流模式,其中,我國垃圾焚燒處理量占比從2006年的14.45%上升到2015年的31%。根據《“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截至2015年,全國設市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75.8萬噸/日,比2010年增加30.1萬噸/日,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0.2%,其中設市城市94.1%,縣城79.0%,超額完成“十二五”規劃确定的無害化處理率目标;“十三五”期間,到2020年底,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以上,縣城(建成區)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80%以上;全國規劃新增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50.97萬噸/日(包含“十二五”續建12.9萬噸/日),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比例達到50%,東部地區達到60%。整體看,未來垃圾焚燒處理能力或實現翻倍增長,發展空間廣闊。

  水污染治理方面,本文主要指污水處理,“十二五”期間我國污水處理能力大幅增長,截至2015年,全國城鎮污水處理能力已達到2.17億立方米/日,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2%,縣城污水處理率達到85%。但對于我國許多三四線城市和鄉鎮地區,其污水處理産能還較為短缺,污水設備年久失修、漏損嚴重、“黑臭水體”等問題較突出,而這些市場的不足和空白将支撐起水污染治理領域的快速發展,根據《“十三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十三五”期間,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共投資約5,644億元,到2020年,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5%,其中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理;縣城不低于85%。

  大氣治理方面,根據領域層面來區分,大氣污染治理行業分為脫硫、脫硝、除塵三大領域。脫硫脫硝早在2006年就開始大力度控制,到2015年,全國脫硫、脫硝機組容量占煤電總裝機容量比例分别提高到99%、92%,脫硫市場在電力領域的未來發展空間有限,未來發展主要在供熱、鋼鐵、水泥等非電領域清潔改造方向。随着霧霾天的頻繁襲來和公衆反應強烈,根據《“十三五”生态環境保護規劃》,“十三五”期間,到2020年,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要求提升至80%以上(2015年為76.7%),總體看大氣治理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二、環保企業主流的經營運作模式和會計處理

  環保項目可分為經營類和非經營類項目,非經營類項目如環境治理和修複、濕地保護等,項目無收益或收益較低,主要付費方為政府部門;經營類項目如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雖然有用戶付費,但公益性質較強,收費标準往往較低,投資回收周期較長,因此地方政府也受制于财政預算不足,環保項目難以推動。但在環境治理任務和鼓勵社會資本投資的各項政策推動下,社會資本參與程度不斷加深,以EPC、BT、BOT、BOO、TOT、PPP等多種模式承接環保項目,相對來說,EPC、BOT、PPP為主流模式。下文對上述三個領域結合運營模式和實際案例梳理,具體看如下:

  (一)EPC模式—以大氣處理為例

  大氣處理項目(煙氣、脫硫或脫硝項目)目前采用較多的管理模式為設計—采購—建造(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簡稱EPC模式),即環保企業按照合同約定将整個工程建設完畢後交由業主運行的商業模式,環保企業隻賺取工程建設的利潤,不參與後期的運營管理,故以大氣處理項目(煙氣、脫硫或脫硝項目)為例,主要分為以下三階段:

  1、投标階段:業主方(電廠)發布脫硫或脫硝項目招标,環保企業在對項目招标信息進行分析篩選後,根據投标計劃和項目個性化需求,制作項目投标書,參與項目投标,中标後與電廠簽訂合同,一般約定環保企業工程建設的所有内容,包括項目設計、設備采購、運輸、土建施工、安裝調試、試運行。

  2、施工階段:業主方(電廠)按合同約定支付一定比例的預付款,一般為10%~30%,環保企業按照設計方案組織施工團隊進場,組織施工建設。業主方按照合同中約定的進度付款,待雙方确認的關鍵設備等安裝完畢、運行測試正常後支付,支付比例在合同中約定,一般可以收取到施工總投資的大部分款項。

  3、竣工結算階段:工程竣工結算後,業主根據合同約定預留5%~10%左右的比例作為工程質保金,責任期(1~2年)滿後全額支付。

  具體的流程圖如下:

  會計處理方式:項目啟動後,環保企業将進行合同建造時發生的人工費、材料費等列入“存貨”,在各個結算時點,環保企業根據與業主确認的進度同時确認收入,收到款項的部分計入“貨币資金”,未收到的款項計入“應收賬款”。

  (二)BOT模式—以垃圾焚燒項目為例

  由于我國固廢處理(垃圾焚燒)行業起步晚、相關處理技術薄弱,加之各級政府财力有限,我國固廢處理(垃圾焚燒)項目廣泛采用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模式,故BOT模式以垃圾焚燒項目為例,主要分為以下四階段:

  1、準備階段:地方政府作為項目發起人向社會招标,環保企業中标後,雙方簽訂特許經營等合同(中标的環保企業以特許經營的方式獲取垃圾焚燒項目建設完畢後續20-30年的經營管理權);

  2、建設階段:環保企業負責前期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和建設;

  3、經營階段:以特許經營的方式經營垃圾焚燒廠,在特許經營期内,收入來源主要為:一是項目所在地政府環衛部門或當地财政局支付的垃圾處理費,一般公司會與地方政府設定垃圾的保底供應量,在保證最低供應量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按照公司實際處理量支付垃圾處理服務費,後期也會根據CPI、公司貸款利率等影響公司成本的因素進行不定期調整;二是向電網公司售電收取的電費;

  4、移交階段:垃圾焚燒項目運營期滿後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無償移交給項目所在地政府;二是當地政府繼續采取市場化方式聘用專業公司進行運營,在同等條件下前述中标的環保企業具有優先運營權。

  具體的流程圖如下:

  

 

  會計處理方式:建設期間,環保企業将相關投資支出列入“在建工程”,建成後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态時,從“在建工程”轉入“無形資産”或“長期應收款”,部分垃圾焚燒項目設有保底垃圾處理量,可以準确地估計項目運營期内每年的保底收入,可以看做是一項金融資産,因此,公司将運營期内每年的保底處理收入按照一定的折現率折現加總确定為“長期應收款”,項目建造成本總預算金額超出長期應收款總額的差額部分,确定為“無形資産”,也有部分環保企業将其全部确認為“無形資産”。工程階段雖有工程收入并确認利潤,但并無實際經營性現金流入;運營期間,環保企業按照規定确認主營業務收入,并結轉相關主營業務成本;移交時,将BOT項目移交至當地地方政府,由于在特許經營期已經将列入“無形資産”的移交設施進行分期攤銷且殘值為零,因而隻要進行實務移交即可,不需作會計處理。

  (三)PPP模式—以污水處理項目為例

  水環境治理(污水處理)項目投資規模較大、需求長期穩定、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較高,非常适宜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故PPP模式以污水處理為例,結合财政部的規定,一個完整的PPP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階段:

  1、項目識别階段:當地政府部門發行、征集潛在的污水處理拟新建、改建或存量項目,并對潛在PPP項目進行評估篩選,确定備選項目,制定相應的開發計劃,進行相關的物有所值評價和财政承受能力評估,構建PPP項目庫;

  2、項目準備階段:當地政府指定有關職能部門或事業單位作為項目的實施機構(污水處理項目一般由當地住建委或水務管理部門),對實施方案進行編制和審核;

  3、項目采購階段:項目實施機構準備資格預審文件,發布資格預審公告,邀請社會資本方參與資格預審,環保企業作為社會資本方中選後,地方政府審核同意後項目實施機構與中選環保企業簽訂協議;

  4、項目執行階段:根據約定環保企業和地方政府共同成立項目公司(SPV),在項目公司成立時,地方政府一般出資20%~30%,環保企業一般出資70%~80%,并由項目公司(SPV)負責融資、建設、運營、維護等過程,包括一般建設階段1~2年,在項目建設完成、驗收确認後,開始項目運營,通常運營周期為20~30年,運營收入主為再生水廠自來水費、污水處理廠水費收入、河道治理的政府購買服務等。

  5、項目移交階段:項目運營期滿後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無償移交給項目所在地政府;二是當地政府繼續采取市場化方式聘用專業公司進行運營,在同等條件下前述中标的環保企業具有優先運營權。

  具體的流程圖如下:

  

 

  會計處理方式:

  并表:在SPV公司将污水處理項目公司委托給環保企業(一般為母公司)承接建設情況下,由于一般情況下,環保企業對項目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于50%,環保企業選擇并表處理,而且污水處理項目在PPP模式下具體運作普遍需采用BOT模式,從合并報表層面看污水處理項目啟動後與BOT模式項目記賬方式類似,建設期間,公司将相關支出列入在建工程,建成後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态時,從“在建工程”轉入“無形資産”或“長期應收款”,部分污水處理項目設有保底污水處理量,可以準确地估計項目運營期内每年的保底收入,可以看做是一項金融資産,因此,公司将運營期内每年的保底處理收入按照一定的折現率折現加總确定為“長期應收款”,項目建造成本總預算金額超出長期應收款總額的差額部分,确定為“無形資産”,也有部分環保企業将其全部确認為“無形資産”。工程建設階段合并層面雖有工程收入并确認利潤,但并無實際經營性現金流入;運營期間,公司按照規定确認主營業務收入,并結轉相關主營業務成本;移交時,将PPP項目移交至當地地方政府,由于在特許經營期已經将列入“無形資産”的移交設施進行分期攤銷且殘值為零,因而隻要進行實務移交即可,不需作會計處理。

  不并表情況下:對于SPV的股權投資計入合并報表的其他非流動資産或者按照未達到控制的子公司或合營聯營公司處理,股權投資計入合并報表的長期股權投資,建設期間,合并報表層面,SPV公司對環保企業(母公司)建設支付的“預付賬款”成為合并報報表中的“預收賬款”,而且環保企業在确認收入的同時,還有經營性現金流入。

  近幾年,在PPP政策不斷健全完善的大背景下,PPP模式逐步在環保行業内部推廣,尤其是2015年之後,基于PPP的投融資模式成為了環保公司獲取的訂單和當地地方政府推進環保項目的關鍵。對地方政府來說,PPP項目需要與環保企業共同成立SPV公司,後續SPV公司的運作地方政府并不控股,地方政府也不需要承擔項目公司的償債責任,也不為項目公司做擔保,能實現“債務隔離”;而且PPP項目的回款周期較長,有助于緩解地方财政壓力。對于環保企業來說,在PPP政策和環保項目付費機制的完美結合下,環保企業積極開拓PPP環保業務,相關訂單呈現爆發性增長,推動業績增長;此外,2017年7月,财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部、環境保護部以财建【2017】455号文明确“關于政府參與的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截至2018年6月末,财政部PPP項目庫生态建設和環境保護類落地項目投資額4486億元,占全部落地項目的7.5%。

  三、環保企業不同經營運作模式下的風險識别

  (一)不同模式下其回款情況各有不同,PPP和EPC模式回款質量較BOT模式更高

  環保企業的回款質量跟其采用的經營模式和項目收益質量兩方面有關。

  1、從環保企業采用的不同經營模式看:EPC模式及PPP模式的回款效率較高,BOT模式下的回款效率相對較低

  EPC模式下:理論上,環保企業僅作為工程總包方參與項目建設,建設周期一般為1~2年,并且按項目建設進度同時獲得建設收入和現金流入。因此,除去最後完工約定預留5%~10%左右的比例工程質保金之外,理論上90%~95%的項目建設收入和現金流入(含收益)均能在整個項目建設周期内實現。

  BOT模式下:環保企業前期需要墊資建設,建設期(一般2年)無現金流入,項目建設完畢進入運營期後,環保企業開始獲得運營收入和現金流入,理論上在運營期内(一般為20~30年)獲得的收入可覆蓋前期的項目建設、運營、融資等支出并加上合理的投資回報。

  PPP模式下:環保企業初期與地方政府設立SPV公司需要支出一定的資本金,SPV公司向銀行取得貸款,項目建設期,由環保企業承包項目的建設,由SPV公司付款實現相應的建設收入和現金流入;運營期,SPV公司獲得項目特許經營權20~30年,實現相應的運營收入和現金流入,覆蓋剩餘投資部分(含項目運營、融資等支出)和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

  假設理想情況下,投資支出、未來回款、未來運營支出平均分配在其建設(2年)和運營周期(23年)内,而且收入确認的同時現金流也同步實現,不考慮融資性現金流、回款滞後等因素,結合前文對不同模式的情況,我們得出不同經營模式下預設的現金回流圖形(見圖1、2、3)。同時,結合實際案例:本文分别從固體廢物治理、大氣治理和污水處理等三個子領域分别選取5~9家主營較為突出的環保企業,共計22家。例如,固廢處理選取了東江環保、盛運環保、啟迪桑德、中國天楹等,污水處理選取了碧水源、安徽國祯環保、萬邦達、博天環境等,大氣治理選取了清新環境、龍淨環保、菲達環保、國電遠達等(後文樣本數據下同)。分析得出,近三年及一期,大氣治理樣本企業、污水處理樣本企業和固廢處理樣本企業平均收現比(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營業收入)分别為83.93%、81.27%和73.05%(見圖4),由于大氣治理領域、污水處理領域以及固廢處理領域其分别以EPC模式、PPP模式和BOT模式為主,因此我們亦可以推出EPC模式和PPP模式的回款效率要優于BOT模式。

  

 

  2、從項目回款方來看,由于地方政府之間的差異,其協議項下回款保障程度不同,相比下PPP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回款更有保障

  大氣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企業治理領域,以EPC為主,得益于項目投資規模相對較小、建設周期短且按進度确認收入,EPC回款風險不大;而固廢處理和污水處理一般由政府主導運營,投資規模過高不适合采用EPC模式,而且後期需要運營,适合采用BOT和PPP模式,但受限于收費标準相對較低,期間還受用戶等因素或不達預期、價格調整機制不靈活、市場化程度不太高、需求長期穩定性差等因素影響,往往存在較大的資金回收風險,因此在長期運營中需要政府給予一定的補貼。而環保企業在與不同地區地方政府簽訂協議并承接運營項目,一方面,雖然有協議支持,但是由于項目運營的污水處理、垃圾處理費等并不直接交由環保企業,而需要各地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收取費用後轉手提供環保企業,其存在一定的道德風險;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經濟财政實力、政府債務承受能力千差萬别,部分經濟财政實力較弱、政府預算支出中剛性支出占比較高或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的地區,未來回款或存在較高可能和較大規模的滞後,尤其是目前一二線城市垃圾處理和污水處理趨于飽和,大部分項目來自于三四線及以下的城市,更需關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但是相比BOT模式,規範的PPP項目需要政府支出納入人大預算決議,未來都預留了相應的預算支出安排,而且前期未開展物有所值評價或财政承受能力論證的、運作不規範的以及構成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PPP項目得到了清退,随着PPP項目清庫完成後,項目運作逐漸走向規範化,PPP項目由量變逐漸走向質變,因此整體看PPP模式下回款保障程度更高。

  (二)财務粉飾的風險——SPV公司不并表,隐藏實際債務負擔,美化現金流

  PPP模式下,政府部門通過政府采購形式與中标單位(即環保企業)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SPV)簽定特許合同,SPV公司承擔項目的籌資、建設與運營,按現行普遍的會計處理,一般根據對SPV公司的持股比例綜合判斷能否控制,能夠控制的納入環保企業合并報表範圍,不能控制的且有重大影響的計入環保企業長期股權投資科目,不能控制的且沒有重大影響的計入環保企業可供出售金融資産或其他非流動資産科目。一般情況下,環保企業作為中标單位對SPV公司控股比例超過50%,而且大部分環保企業會選擇将PPP并表,但是環保企業承接PPP項目普遍自有資金比例較低(一般占比20%~30%),其餘均依賴外部融資,而且PPP項目普遍回報周期長、資金占款多、回款滞後,并表後将會導緻債務負擔加重、現金流表現惡化。

  若選擇不并表處理,對于SPV的股權投資計入合并報表的其他非流動資産或者按照未達到控制的子公司或合營聯營公司處理,股權投資計入合并報表的長期股權投資,同時,實務中,SPV公司一般也是委托方,委托環保公司(即母公司)施工建設,雖然在建設階段,母公司确認應收賬款後需要計提壞賬損失,降低淨利潤;但是,一方面,由于SPV公司的負債沒有合并,有利于降低環保企業整體債務負擔;另一方面,母子公司之間因施工關聯交易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可以不用相互抵銷,總體下來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會大幅增多,現金流的表現将得以改善。不并表帶來環保企業的财務改善亦有助于其對外融資繼續“跑馬圈地”。因此,對于承擔PPP項目較多的環保企業,上市公司可以采取引入更多項目合作方或PPP基金的方式降低控股比例以實現不并表,若資産負債率低于平均水平或現金流表現優于平均水平的,需留心其PPP是否并表,以便真實判斷其财務表現。

  (三)流動性風險——投資大遇上融資難,流動性雪上加霜

  近幾年環保企業為了占領市場,大量墊資建設且增長迅猛,2015~2017年,樣本環保企業資産規模平均增速達到26%;受益于規模擴張迅猛及按進度确認收入,2015~2017年收入亦實現了20%的增速。但出現以下幾方面不利表現值得關注:

  1、淨利潤和現金流顯著脫節。樣本環保企業的經營淨現金流對持續增長的收入和看似平穩的利潤并無支撐,收現比和淨現比均表現不佳,一直低于1,其中,2015~2017年[由于環保企業現金一般大部分回收在年末,因此未對2018年上半年進行分析]收現比分别為82.27%、77.32%和77.57%,2015~2017年淨現比分别為87.53%、36.29%和53.06%。

  

 

  2、期限錯配、短債長用,債務風險加劇。大部分環保企業主營的BOT、PPP工程,投資規模高、回款周期長,近幾年,随着資産的擴張,債務規模亦大幅提升,樣本環保企業全部債務規模自2015年的381.16億元年大幅增長至2018年6月末的850.80億元,增長了223.21%;資産負債率亦自2015年的52.18%增長至59.30%。但業務的擴張較大程度依賴剛性債務,且債務結構以短債為主,近三年及一期短債平均占比高達46%,長期投資和債務結構短期化嚴重錯配,随着融資難度增加,貨币資金對短期債務覆蓋程度越來越低,截至2018年上半年,貨币資金/短期債務的倍數僅為0.65,即使在加上2017年經營活動淨現金流的一半推算,(貨币資金+2017年經營活動淨現金流/2)/短期債務的倍數為0.72,短期債務周轉壓力仍較大,流動性風險較高。

  

 

  3、資金缺口很大,極度依賴外部融資。考慮目前環保企業手頭的訂單量,大部分環保企業手中訂單合同金額為其在建規模的3倍以上,保守推算手頭上的訂單量投資為截至2018年上半年環保企業(長期應收款+在建工程+無形資産)的2倍,未來需投資規模近2,000億元。而由于環保企業投資規模的持續擴張,投資活動持續大規模淨流出,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根本無法滿足,極度依賴外部籌資現金流,2015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籌資活動淨現金分别為189.25億元、211.27億元、240.35億元和118.85億元,環保企業對外部融資的依賴度很高,受融資環境的影響很大。

  

 

  作為高度依賴資金的環保行業,在今年偏緊的融資環境和監管環境下,大部分環保上市公司質押比例已超過90%,再融資難度急劇上升,現金流成為制約環保企業持續經營的關鍵因素,對外部融資環境較敏感的環保企業受到的影響較大,資金鍊斷裂的風險較高。2018年以來,已有盛運環保、神霧環保等多家環保企業接連爆發債務違約,正是由于過去幾年過度加杠杆,導緻自身資産負債率大幅攀升,疊加回款滞後、融資難,而引發流動性不足,最終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但部分環保龍頭公司運營能力強、融資渠道多元、資金成本低等優勢愈發明顯,而且随着PPP項目清庫完成後,項目運作逐漸走向規範化,PPP項目由量變逐漸走向質變,相關公司在獲取優質PPP項目時候亦有明顯優勢,以及随着近來國家和地方政府纾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積極安排資金化解風險,該類龍頭環保企業預計短期和長期來看信用風險依舊可控。